湖北特检院为2024“中国航天日”活动护航

一体化的经济层面是基础，之前的发展中三地产业布局存在同质化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此轮一体化应根据各自优势重新布局，基本方向是北京承载现代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天津承载先进制造业，河北承载中低端制造业。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可能超越私权的保护而涉及公共利益。从法律上看，凡是与个人身份有关联的信息，都可以看作是个人信息。

第三，隐私权保护主要采用法律保护的方式，而个人信息的保护方式则呈现多样性和综合性，尤其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其加以保护。而个人信息必须以固定化的信息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个人信息通常需要记载下来，或者以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人信息虽然具有私人性，但其常常以集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所谓的大数据。个人信息权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地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而个人信息权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 隐私权特别注重隐，其含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其是指独处的生活状态或私人事务; 另一方面，它是指私生活秘密不受他人的非法披露。

而个人信息注重的是身份识别性 作为两种权利的客体，个人信息和隐私之间的界分主要表现为: 第一，隐私主要是一种私密性的信息或私人活动，如个人身体状况、家庭状况、婚姻状况等，凡是个人不愿意公开披露且不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都可以成为个人隐私，而且，单个的私密信息或者私人活动并不直接指向自然人的主体身份。因此，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应重点规定个人信息而不是隐私。换言之,为了维护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国内法与国际法形成了良性的局面。

然而,不能否认全球化对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就要求中国的法学教育应当反映全球化时代精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教育理念,优化中国高等法律院校的课程设置、教育范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体系,培养出大批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交往能力的优秀法律人才。新世纪的法律人才应当具有全球视野、肩负全球责任,以自信的心态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当然,客观上讲,基于人性的共同性,无论何地何时,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理念会有一定的共识,如伯尔曼所讲的就是法律的一些普世价值,但世界法永远只能是一个构想,因为只要有国家主权概念的存在,世界法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全球化也绝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大同后的世界法。

应当承认,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分离客观存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渗透,两大法系的法律规则越来越趋同,尤其是在贸易、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尤其要看到,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法律均要受制于国家主权。

示范法通常是由某一领域的学术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制定,主要是针对特定领域的一些问题而制定的一些具有较强技术性的规范,其本身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一旦被国家法律采纳,就成为了法律,从而具有了强制约束力。全球化对国际法律服务人才也提出了旺盛的需求。虽然全球化促进了法律的趋同,但我们不能丢掉本土的法律资源和遗产,如一些反映我们经济文化特点的行为规则以及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尤其是那些代代相传的法律传统和习惯,凡是经实践证明具有合理性的,都应当保留,因为参照这些习俗和传统习惯制定的成文法,也更能够被人民接受和遵从。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基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因此大量的国际惯例和规则的制定也主要是由美国来主导,产品责任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由此深入到各个国家,成为全球性的法律运动和法律思潮,这提高了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对于促进技术革新、经营革新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无疑有相当突出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促进了法律渊源的多样化。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对于法律人而言,全球化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既要尊重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国际交往,也需要积极争夺商业交往模式的规则制定权,要积极参与一些软法的制定。美国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中分析全球化对人类文明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时,提出了建立在一体化发展逻辑基础上的全球社会契约以及全球调控协作机制的详细构想。

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劲驱使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受到其影响,法律自然也不例外。商事领域的示范法就是这样的规则。

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律知识与经验的交流超越了国界。这些规范往往通过交易习惯的形式出现,然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规则。

师夷之技以制夷,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应当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外来经济力量,以良好的制度支撑推动国内经济力量走向世界,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反映全球市场经济与基本价值准则的规则,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到我们的法律制度体系之中,但却绝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在党委政法委的文件中，法官与检察官、警察一道统称为政法干警这当然是可以的。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法院工作才逐步恢复。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改革纲要》提出：推进法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司法技术人员等分类管理办法。可是，后来一段时间，这个称呼又变成了法院干警。

虽然法院干警也完全可以理解成为法官、司法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总称，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展，称呼的变化还是应该充分体现司法理念的成熟和法官的职业自信。在大跃进期间，出现公检法机关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形成一个拳头的做法。

  法官称谓的变化体现了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司法文化的发展变迁。法官是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取得任职资格、担任审判职务的法律职业者，是司法活动的主导者，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章太炎将法官称为法吏：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法官称谓的变化体现了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司法文化的发展变迁。

1972年，中央决定恢复各级审判机关，撤销军管会对司法权的控制，但是，审判人员与公安干部的角色仍然混淆。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之后，法官被称为推事、法曹。有学者认为法官军警化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还是用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个称呼更合适一些。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一称呼方式既强调了法官在司法中的地位，又体现了法院工作人员的组合性、协作性，更能够彰显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

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曾经留苏学习法律的江平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苏联法庭很尊重法官的独立性，至少从程序上来说，我觉得当时苏联的司法还是比较公正的。

司法审判工作、公安工作一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法官处于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地位。

杜亚泉在描述民国成立后的司法状况时说：特司法人才之养成，法官地位之保持，人民道德之增进，盖有缺一不可者。英文法官judge一词来源于对事物的判断和裁判。但就法院来说，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对法院干警这个称呼进行正名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个称呼应运而生，它包括具有审判职务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以及司法警察、书记员等，应该说概括得是较为准确的。不难看出，三个《纲要》都对法官做了强调。

中文法官，则与以官法治之、以官法定之的官本位文化内在关联。战后苏联百废俱兴，司法程序的发展也已经比较稳定，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冲击。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坚持人民司法路线，法院干部大都由根据地或边区政府干部兼任。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提出：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唐代州一级掌管刑法的官名为司法参军，县一级掌管狱讼的官名为司法。